五、结语 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更加珍视和平理念，但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和平理念与现实的冲突。
随着人工智能研发浪潮在全球兴起，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纷纷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相继出台相关战略规划，旨在争夺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制高点。例如，如果警务机器人的设计者发生偏离，可能错误击毙可疑人员。
人工智能需要规范的新问题可谓巨量，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其背后的动力，取决于法律对于这种投入及回报提供的支持和保障。2019年2月12日，美国国防部发布《2018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概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安全与繁荣》。换言之，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正快速通过机器学习系统植入或者应用智能化且不断升级。鉴于人工智能独特的发展态势，可以考虑阶段式立法和不成熟时授权政策试点的方式：一个阶段之内已经达成共识的做法，可以通过修法加以确定。
但也有许多是事先和事中规则，如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交通安全管理制度、灾害保险制度等。2016年12月，又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提出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经济是后续政府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下一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释放企业和工人的创造潜力，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创造和使用中的领导地位。存在于该领域的政权权利诉讼，属于纯粹的宪法诉讼。
按照有权利便有救济的法理，公民可以政治权利受到侵犯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无权拒绝。当然，这一模式还未全面铺展至所有的政治权利救济，但在宪法体制内部却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此类诉讼。21世纪初的那场宪法司法化运动，似乎终于在一个寻觅良久的机遇巧合下，经周到安排，得偿夙愿。关键词: 宪法司法适用 宪法体制 法院 宪法司法适用的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典的法院中心主义法治观念下，司法审查被视为法治之显明要素而不可或缺。
因为人们都清楚,由于中国法律的金字塔等级体系，只要宪法进入司法判断领域，就意味着法官可以根据宪法来否定其他法律在司法判决中的效力。参见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
第三，避免空洞而有害的制度移植，不带有法院中心主义和扩大法院职权的幻想，从争讼解决的现实需要出发，以戴着镣铐跳舞的态度，挖掘和拓展现行宪法体制回应现实需要的制度生命力。虽有理有据，但难以令人信服，至少不是一种进取的姿态。[16]参见焦洪昌：《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在适用范围上，上文已述及，宪法司法适用的范围不局限于《宪法》文本，还包括同样承载宪法规则的宪法性法律。
虽然在《立法法》中受到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和立法监督机制的全面规范，但将其纳入法院监督的范围，使之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形成直接联动，将会对规章形成强大的外部倒逼效应。并且，以审判需要为导向，法院对规章提出合法性建议，而不作实质处理，也符合宪法体制的横向职权配置模式。在我国诉讼体制中，存在两种较为特殊的诉讼类型，即选举资格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关于这一职权协调或配合，较为常见的是刑事诉讼中公检法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
第三类已经通过《国家赔偿法》的授权顺利进入诉讼程序。因此，既然在谈宪法的司法适用，就应该像讨论法律的司法适用一样，强调宪法被作为裁判依据才能被视为符合司法适用这一内涵。
因为，如果法院适用了宪法来审理案件，那么，法院就可以对任何国家机关或公民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在现有体制下，法院不可能通过援引宪法来弥补法律漏洞，也无法通过援用宪法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救济。
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当是宪法如何在法院审判过程中作为裁判依据被适用，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主体的职权范围。[17]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5]参见刘松山：《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为什么不能是宪法》，载《法学》2009年第2期。[15]这一附带性审查模式，体现出强烈的法院监督行政的色彩。在整体宪法体制的意义上，宪法的司法适用，不是法院单向度对宪法的适用，而是宪法规则在法院裁判争议过程中的适用。[13]林来梵教授认为，在现下应通过弦歌不辍的宪法实践推动宪法转型，可以充分发掘和穷尽现行宪法体制内的一切制度性资源，从其内部尽力开拓出推动宪法有效实施的可行之路。
它停留于法院的单维视角，对过往的宪法司法化运动批评有余，创见不足。四、宪法司法适用的三种路径 （一）程序转接 以齐玉苓案、河南种子案为代表的一些热点案例充分表明，在一般案件中，法院对于法律的适用，会因法律本身的漏洞、法律间的冲突乃至法律的违宪等法律依据问题，而影响争议的正常解决。
宪法性法律与普通法律相似，基本由规范宪法主体行为的权利义务性规范组成，因而其司法适用性相对较强，并不存在因宪法的纲领性或原则性而不能适用的理由。第二，针对法律间冲突，可通过《立法法》97条的法律撤销制度和第99条的提请审查制度，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由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部分国家机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要求，由普通公民或包括各级法院在内的其他国家机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建议。
第三，针对法律违宪，可沿用上述《立法法》关于法律间冲突的解决机制，但法律违宪侧重于实质判断，因而应当更为谨慎，此时应统一按照《立法法》99条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另一问题是，关于第97条撤销制度的启动，除第二款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撤销权行使适用第99条的启动程序外，《立法法》未做规定，其与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法律依据问题处理的衔接程序还不够清楚，有待立法明确，以便进一步疏通法院与立法监督机关的沟通渠道。
河南种子案是由主审法官直接判决《河南省种子条例》与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相抵触而无效，其中法理虽十分清楚，但亦属于法官越权。它由于没有关照到整体宪法体制设计及各个国家机关间的职权配合及其协调关系，就很难意识到，当法院无权适用宪法而使争讼搁置时，来自于宪法体制内其他国家机构的职权协调或配合，将会帮助法院从死胡同中开辟一条新的出口。即使法官愿意遵守宪法，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法官不享有法律是否合宪的判断权，更无权对违宪法律作出处理。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可应原告的请求，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附带性审查。
（三）空间拓展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设置了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此时，必须有一种常态化的解决法律依据问题的机制。
而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同样无据可循，便追索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仅限于行政诉讼），在确认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前提下，可作为参照，也可不适用，最终确认存在法律漏洞。在此思路下，通过立法监督程序和法院审判程序的衔接，经由基本法律授权而由法院进行的公民政治权利诉讼，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将法院的合法性审查从规范性文件扩展到地方政府规章，构成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三个可行路径。
1986年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的《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未列举《宪法》，但没有明确说明理由，从其言下之意观之，应当是延循了1955年批复的基本精神。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21页。
[5] 当然，这一源于宪法的体制性路径规定，并没有完全阻绝宪法进入法院的可能——它拒绝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适用（宪法适用），但未禁止宪法作为说理依据的援引（宪法遵守）。号称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通过下级法院请示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复，该批复适用了宪法上的受教育权条款，虽补足了民法在该领域的漏洞，但属明显的越权行为。（3）因国家机关的违法管理行为造成公民和组织财产损失而产生的国家赔偿的宪法关系。这一误解是逻辑错误所致。
当然此时所适用的宪法规则，也不限于《宪法》条文，更多涉及《选举法》《国家赔偿法》等宪法性法律。至于行政法规，按照国家机构的横向职权配置规则，地方法院当然无权审查。
值得强调的是，适用宪法解决法律依据问题之必要性，提示了宪法规则与《宪法》条文的重要区分。就其形式而言，法院突破了不得适用宪法规则的无权限制。
[18]规章是行政机关创设规则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对于法院所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言，存在诸位阶立法适用先后顺序的潜在判断，也即：当法律（狭义）无据可循时，便追索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如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中发现相关依据，便可援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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